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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业】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在中国 [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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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发布于13年零272天前,其中的信息可能已发生改变或有所发展。
上海科创等发起5000万美元生物医药投资基金

上海科技投资公司、新加坡星展银行和香港思格资本集团近日共同发起成立一家专注于生物医药投资的科星创业投资基金,基金规模5000万美元,首期资金为1500万美元,三方股东各出资500万美元。 上海科技投资公司,这是上海市政府出资成立、上海最早专业从事科技产业化创业投资的国有独资公司。该公司旗下有8家投资基金,总规模达4亿美元。科星创投基金是上海科投公司参与发起的第六家实体性风险投资公司,也是第一尝试在生物医药领域的专业投资。科星创业投资基金负责人表示,目前科星基金投资的项目中,大部分是生物医药项目,比如瑞复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雷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VC钟情生物医药公司 2006年投资超1亿美元 (ZT)

证券日报

正如它数十倍甚至更高级数的高投资回报率,生物医药行业的高风险和高投入特征同样是传统行业及其企业所不可比拟的。尽管已是当今世界上最活跃的产业之一,生物医药在国内却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发展瓶颈。日前举办的“2007上海国际生物医药投资融资论坛”或将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提供一个更新的视野。

主办方介绍说,生物医药产业具有研发成功后的高预期收益特性,对追逐高利润回报的风险资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资本运营成为生物技术企业实现超常规发展的必经之途。而从国外经验来看,其已从单独依靠财团或风险基金投资,逐步转化为多种投资方式,如股票上市、行业联合、许可证、部分技术转让、市场包销、共同开发、外包和约涵盖利益风险分担等多种投资融资模式,从而降低单一投资的风险,提高新产品上市的速度。

事实上,生物医药行业仍是全球风险投资的重要领域,其在国内创业投资市场也逐渐升温。

根据汉理资本提供的数据,2006年全球风险投资总额大约为312亿美元,生物医药占据了其中17%的份额,高于其他医疗领域13%的比例。2005-2006年,全球生物科技产业共融资约362亿美元。在国内,2006年创业投资市场18亿美元的总额中,生物医药也获得了其中7.1%的资本的青睐,远高于除了IT之外其他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比例。创业投资仍然钟情生物医药公司。

与会的ChinaBio负责人则详细讲解了早期的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应该如何吸引美国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他认为,尽管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兴趣浓厚,但是他们仍不了解中国生物技术行业的发展高度,同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表示了一定的担忧。

然而事实上,目前中国已拥有高水平的生物技术科研能力和企业,具有强烈创业精神的一流科学家正在进行很多新药的发现和研发项目。这类创业企业仅在张江科技园就有200多家。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资,并已经拥有美国市场相当的销售份额。

他建议说,为吸引可观的美国风险资本,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必须做到几方面,业务结构贴合美国投资者的期求,同时筹集充足的种子资本、天使资本使企业发展到下一个投资阶段,并在美国建立强大的网络和信誉度。具体地,简明的业务结构指在中国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的美国公司;强大的知识产权结构即在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专利申请;强有力的研究数据包括体内外试验数据,最好是人体试验数据;详尽的商业计划涵盖医学需求、研发、规章和投资回收;明晰的融资计划指同药品研发周期和拐点相结合,并指明资本退出的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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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6-09 13:48 浏览 : 185345 回复 :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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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t 编辑于 2011-11-19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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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投资商拒投生物医药业纯研发项目 (ZT)

2006/7/28/8:46 来源:人民网

投资期长风险大及国内企业出路单一两大因素掣肘风投,风投目前在生物医药的资金只占到1/20。

生物医药被风险投资打入冷宫,产业发展面临后劲不足的巨大压力。

去年7月25日,一直钟情于健康产业的史玉柱发布《征途》正式版本,开始把目光转向网游,并宣称以2亿美元打底直奔美国纳斯达克。国内IT行业投资热潮不减当年。而6年前,与IT业同时受到风险投资青睐的生物制药行业却面临“失血”困境。

生物医药投资“失血”

“作为一家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主的企业,复旦张江成立10年了,但至今还谈不上盈利。”在最近一次国际医药产业论坛上,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波呼吁,中国未来的新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的长期投资,可国内目前缺少能忍受漫长等待的专业投资基金,缺少将研发成果产业化的大买家。

王海波表示,目前复旦张江研发出的生物新药已有10多个,出手了2-3个品种,最大的一笔转让费有2000多万元,不过和公司前期的巨大研发投入相比,这些转让收入只是“杯水车薪”。

“生物医药投资很难用冷热来形容,但一直没做起来是肯定的。”王海波说,中国缺少真正专业的、能忍受漫长等待的专业基金,不过以目前中国生物医药自身的研究水平,若不能做到与国际同步,基金出的钱将会“打水漂”。

原上实控股公司CEO、思格投资(中国)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卓福民认为,目前中国风险投资大概有40亿美元,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已经投下去4亿美元,但用在生物医药方面的资金只有2000万美元,只占到1/20.有关专家指出,我国在生物制药研究上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在欧美等国家的数量级上,也不及日本等亚洲国家,新药开发进程缓慢。

在国外,一项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制需耗资1亿美元甚至更多,而我国十几年来对生物制药的总投入还不到100亿元人民币。资料显示,1997年美国对生物工程的风险投资已超过500亿美元,2003年新药研发投入美国仍然高居榜首,而且这几年每年追加的投资都在50亿美元以上。

多数投资商拒投纯研发项目

“和其他投行机构一样,我们不会去考虑投资纯研发机构,这样风险太大,一般会选择相对成熟的品种去投。”北京华安信合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银行部一位负责人称。不过,他同时表示,真正有好品种的企业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投资,这次他去泰州找医药项目,相中了好几个药企,但最终都被一一拒绝。

据了解,国外投行机构投资中国药品企业,更在意其产品在国内的巨大市场,并无实际诚意帮助国内企业做大国际市场,可中国药品主流厂商当下急需解决的并非资金问题,而是国际市场的销售许可和渠道问题。

武汉新兰德证券投资顾问公司研发部主管余凯称,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在2000年以后一直处在低迷状态,这一方面与国家政策扶持及相关法规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也和生物医药行业本身存在一些泡沫相关。此外,我国大多数投资商都想在短期内取得良好收益,成功上市套取现金。

而医药行业有些项目虽然有良好的收益前景,但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盈利,或者是市场化生产时的盈利能力比较差。余凯认为,与国外风险投资的市场化相比,国内暂时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投资理念,需要一段时间去培养市场。

两大因素掣肘风投

上海联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水文认为,生物医药项目投资出现了严重的通路不畅,主要有两大原因。

他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使得生物医药投资期长、风险大。比如,从大家看到一个新药作用机理到最终上市,可能需要10年,甚至几十亿美元的投入,一直要等到产品上市之后开始卖钱了,才能够把投资收回,整个开发过程风险非常高。没有资本市场来分散投资者风险,由于上世纪80年代投资医药产业者中失败者居多,现在就导致了一个低谷。而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可能一个新药做了一期临床之后,整个公司就可以上市了,而且市值会很高。

另外,中国生物医药的出路过于狭窄,也是导致中国生物投资高风险的原因,中国医药产品主要面对的还是中国市场,中国医药投资项目特点就是周期长、项目大,大规模研发费用光靠一个狭窄的市场很难分摊。而美国一个新药开发出来价格非常高,因为美国药品从一开始就面对的是全球市场。

目前,中国新药研发和产出能力非常弱,资金投入也很有限,中国每年投入新药的研发费用,还不到国外一个平均新药的研发费用总投入。全球知名顾问公司摩根大通副总裁顾宏地表示,中国很难开发出能与外企抗衡的新药知识产权,国家现在不断推动药价下调,传统普药价格受到非常大的冲击,而创新药受影响则小得多。

■预测

未来市场需求将增长

美国昆泰公司CEO丹尼斯·吉林斯预计,整个制药业2030年的市值将会达到6.1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印度市场将占到1万亿美元,而6.1万亿美元市值中,生物医药技术所占比例将由目前的19%提高到约1/3,中国和印度生物制药在全球所占比重也将由不到1%猛增到16%以上。

■资料

新产品开发明显滞后

据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生物制药行业的70家企业,能够生产的产品合计仅有20多种,产品种类大大少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新产品开发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停滞态势,我国生物制药产业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正逐渐拉大。

这份名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能否追赶发达国家》的报告指出,中国生物制药全行业年销售额仅为30亿-40亿元人民币,仍是一个极其弱小的产业,除了对医药创新进行“直补”外,国家更应从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等制度入手,解决企业创新的产业环境问题。
2007-06-09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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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来中国1000万美元风险投资进入百奥维达包装总公司(ZT)

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沈玮

中国本土的生物科技公司越来越受到海外资本的关注。

6月4日,全球十大制药公司之一美国礼来制药宣布,成立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投资亚洲,特别是中国具有潜力的生命科学领域的新兴企业。而首笔1000万美元将投给百奥维达中国公司,后者是全球首个专注于中国生命科学投资的风险投资基金公司,这也是全球制药企业首次以风险投资的形式投资中国。

“作为一个实业公司,礼来专辟VC业务这一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了解研发最前沿的东西,而如果有合适的项目和品种,礼来也会考虑将其收购。”礼来制药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成立亚洲风险投资基金,说明中国在生物制药领域机会非常多,礼来也在其中寻找合适的项目,未来不排除并购可能。

寻找合适项目
礼来风险投资基金是全球医药行业一家顶尖的风险投资机构,主要致力于投资技术前景可观,但急需成熟投资商资助和支持的成长型企业,全球规模2亿美元。事实上,大型制药企业中,葛兰素史克和强生在全球也有类似的风险基金,用于投资医药项目,但都没有进入中国市场。

成立5年的风险投资基金首入亚洲,第一笔投资就用于中国市场,充分显示了中国生物制药市场的吸引力。

礼来全球CEO李励达表示,随着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具有投资前景的中小型制药企业急需资金支持,礼来亚洲风险投资基金成立后,将帮助礼来寻找本领域有前景的公司,也不排除日后并购等合作的可能。

成功募集到1000万美元的百奥维达中国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中国生命科学产业投资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自2000年成立以来,先后向美国、中国、新加坡和英国共13家公司注资3000多万美元(其中3家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创立),目前已有3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家公司在英国伦敦主板上市,1家公司于2005年2月由美国辉瑞公司收购,投资业绩在业界备受瞩目。
  
百奥维达董事合伙人杨志告诉记者,这1000万美元将用于公司的二期募集资金,礼来风险投资大概占二期的10%左右。二期资金将全部投往中国内地的生物科技公司。

礼来方面告诉记者,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有着巨大的潜力,许多刚起步的企业需要资金和其它各个方面的支持。首笔资金投给百奥维达,是看重对方在投资界的业绩以及对中国市场的熟悉。但今后如果运作成熟,礼来风险投资基金也会考虑直接寻找本地的优秀项目和公司,对其直接投资。

事实上,礼来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李励达透露,公司的合作科研单位曾有一个乙肝药物的研发项目,礼来一度希望购买该品种,但最后出于种种原因项目未能持续。

但他明确表示,类似于乙肝治疗药物这样适合中国地区病患的品种(中国是乙肝高发区),礼来十分有兴趣合作和并购。

独特的投资策略

除了新设风险投资资金寻觅适合中国地区的新药品种,礼来也依靠本土的科研合作伙伴,共同进行新药品种的研发。

作为世界十大制药企业之一,礼来是最早与中国企业采用分包形式进行合作的跨国制药企业之一,也是所有在华外资制药企业中率先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的企业。不过,和其他跨国制药公司不同,礼来制药并没有在中国成立独立的研发中心,而是选择与本地的公司和科研机构合作。

早在2002年,礼来就与当地企业合作,成立了上海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公司-礼来实验室大楼。目前,开拓者化学研究管理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承包研究实验室之一,为礼来公司提供独家的合成化学服务。礼来也通过类似与国内研究机构合作的方法,建立了生物开拓者和制药开拓者等研发机构。

“我们专注于投资本土公司和当地研究实体,而不是所有事情都依靠礼来自己来完成。”李励达表示,礼来将中国视为研发战略伙伴,并将在中国的研发项目纳入其全球药品研发体系中,有助于公司降低研发成本,提升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更适宜的价格供应中国市场。

事实上,礼来在中国的投资正变得更加多样化。未来五年内,礼来计划在中国投资1亿美元用于研发,主要集中于生物科学、化学及临床研究领域,以进一步充分利用中国在这些领域的丰富科研人才储备,拓展礼来的全球研发能力。
2007-06-09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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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kinley 编辑于 2007-06-09 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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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声药业赴美上市背后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赵燕凌 齐忠恒/文

  纽约时间4月20日9点,南京先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先声药业”,ADR代码为SCR)董事长任晋生敲响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市钟声,先声药业在此挂牌上市。这家在中国内地仅居二线地位的制药企业此前对资本市场知之甚少,如今却要梦幻般登上华尔街金融舞台,按计划可融资1.7亿美元(1250万份ADS,每份估价为12.50-14.50美元)。而将其推上波诡云谲,荡漾着神秘与智慧,同时也流淌着丰富资金的华尔街的,不是这里的金融权贵,而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特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下属的北京弘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下称“弘毅”)。

  虽然还带着长途路演的疲惫,弘毅总裁赵令欢从越洋电话传来的声音异常快乐。先声药业是弘毅缔造的第三家实现海外IPO的公司,按照发行价计算市值,在这单生意中,弘毅赚取了数倍收益。而此刻,窗外喧嚣的华尔街上,PE正席卷着全球所有的角落,除了老牌投行,众多行踪诡秘的对冲基金也涌向PE市场,但仅有20%的投资项目能获得丰厚回报的统计数字让投资人难以彻底放开手脚。弘毅的业绩将刺激这些庞大的资金流向中国内地。

  中国内地正成为世界资本的淘金地,而弘毅也成为富裕热钱和迫切引资者寻觅目光的落点。

  行走在荒漠上的另类PE

  这是一家身份说不清的独特PE公司: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海外,却泊用内地最大IT厂商之一的“联想”冠名;公司总裁来自硅谷;投资主战场是外资PE大鳄难以施威的国有企业。

  这是一群目光犀利、行动果断、低调冷静的人。在2003年1月的一天,这群人于北京中关村二桥东南角的融科大厦悄悄成立弘毅。这座大厦建筑在中国IT著名厂商联想集团的诞生地,是联想的大本营,记录着这家企业集团二十多年的曲折跌宕、苦痛辉煌的历史。虽然弘毅的成立标志着联想从实业、风险投资向PE浸蔓,但此刻的弘毅却低调得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息。

  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对PE这个惊涛骇浪的江湖有着天然的谨慎,赵令欢更加不敢乐观张扬。

  弘毅第一步走得非常小心,甚至有些保守。据本刊了解,当初赵令欢打算按照国际PE通行的运作模式招募有限合伙人(LP),募集资金。因为在华尔街的投资经历使其积累了不少资源,他回国时,已有机构表示愿意掏钱,募集资金不是问题。

  “但柳总不愿意,他说在国内市场做PE风险很高,弘毅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不知能不能为投资人负起责任,联想先掏钱进行试验,行,再募集资金。所以弘毅一期就没有对外募资。”赵令欢在接受《证券市场周刊》采访时说。

  其实,熟悉华尔街投资基金千姿百态生存图景的赵令欢也知道,发起一只PE就像是一次铤而走险的疯狂之旅,那些基金发起人虽然脸上挂着职业的微笑,内心却充满煎熬,因为,他们的表现完全反映在硬性的量化标准上。成王败寇,业绩才是人们惟一关心的东西。

  此时的他,对风险也有清晰的认识:“国内PE市场还是一片荒漠,全球老牌的PE公司虽已有进入的,但多数做的还是向蒙牛乳业(2319.HK)、李宁(2331.HK)这样的成长性企业投资,所以我要承担所有的市场风险;另外,尽管我很清楚PE运作的‘路数’,但没有在中国运作PE的经验,一切都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因此,赵令欢接受了柳传志的意见,弘毅成立,一期基金3800万美元全部出自联想。弘毅选项目时先邀请麦肯锡做咨询,从99个行业中筛选出适合投资的10个重点行业,包括玻璃、机械、医药等。

  接下来的实验是成功的,一期基金投资江苏宿迁玻璃有限公司(下称“苏玻集团”),后改名中国玻璃(3300.HK),以红筹方式赴H股上市,融资2亿多港元。

  PE这种生意,时间非常关键,因为“内部收益率”是业绩的重要量化指标,只有达到投资人要求的指标,基金管理人才能够拿到利润分成,因此,投资要和时间赛跑。弘毅的盈利模式跟国际成熟PE没有区别:拿2.5%左右的管理费、20%的分红。投资中国玻璃,效率很高:从开始尽职调查到香港主板上市,前后不到一年半时间,按照上市当日市值计算,弘毅获得超过5倍投资收益。

  这项收购,成为弘毅转折点。2004年9月,弘毅进行了第二期募集,共募集到8700万美元,这期基金,高盛、新鸿基、淡马锡等国际机构成为资金主力,联想的资金占比已经下降到41.38%。2006年11月,弘毅三期基金共拿到5.8亿美元。包括二期全部国际投资人在内,共集结了全球17个著名投资人。至2006年末,弘毅管理的资***过55亿元人民币,被投资企业资产超过143亿元人民币。

  所以弘毅的身份很难说清,如果说它是“本土PE”,其资金结构上的“洋”背景又很难冠以“本土”概念。如果说它是“外资PE”,其母体是联想,而且第一期基金全部是联想投资,是联想旗下一家子公司,俨然更像是本土企业。

  正因为如此,弘毅的公司体制与国际PE通行的有限合伙制也存在差别,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弘毅的决策体系采取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CEO负责制,但是在项目决策、分配机制的角度上,采取的仍然是有限合伙制。

  同样称得上“本土PE”的,还有脱胎于中金公司直接投资部的鼎晖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下称“鼎晖”),两者虽然在出生地、资金来源上形态接近,但是在细分市场上仍有差异:弘毅专注并购投资,鼎晖更多是成长性投资;弘毅多数项目是投资在国有企业,鼎晖在新型民营企业市场叱咤风云;弘毅重视控股权,鼎晖更多是参股投资。

  瞄准国企攫取制度红利

  收购主战场开辟在国企,是弘毅与其他PE的最大区别。2003年中国内地已成外资PE博弈厮杀的场所,风险投资也已经在新兴高科技领域淘金多时,价值已被轮番发掘,弘毅必须找到适合生存的细分市场。

  “我刚刚起步,经验、品牌都不如KKR、鼎晖等,如果我们做成长性基金,很可能刚一行动就会被‘踩死’,而国企,外资几乎没有涉猎,正好是我们的机会。国企事情乱、复杂,外资PE一般不愿碰,也难碰,但弘毅生在内地,队伍也在内地,懂中国国情。在当时情况下,我们认为,国企改制是我们的好机会。现在看来,这个战略是对的。”赵令欢对本刊说。

  弘毅一再强调自己是“增值服务商”:即国企改制、管理提升、资本充裕、国际合作。最重要的是找到改制愿望迫切的国企,这样,投资成本低。

  中国玻璃就是典型案例。当时苏玻集团陷入财务、体制困境,急于引资改制,而苏玻集团旗下的苏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集团的核心资产,潜质不错,只要注入资金,有希望成为内地具竞争力的行业龙头。当然,这样的企业拿到香港上市也没有问题。

  在政府、企业管理层配合下,弘毅以极低成本收购了苏玻集团和苏华达的全部股权,后以苏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将企业改制为中国玻璃,完成了香港上市,弘毅占上市后股份的62.56%强。

  在弘毅投资的国企案例中,弘毅只需做关键的几件事:一是让核心经理层持股;二是改变原有管理体制,建立新的决策、激励机制;三是帮助企业融资,改变债务结构,把短债改为长债、把高息债改为低息债,或上市融资;四是帮助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这对国企来说是一场彻底的制度革命,不仅优化了企业的财务结构、提高机制效率、扩大企业市场和利润外延,更关键的是,让核心经理层持股,激发了这些人的活力,使其管理潜能得到解放。

  基于早前PE凶悍运作的案例,人们习惯用敌意的目光注视PE。《门口的野蛮人》这样描述KKR——他们凭借强大的融资能力在短时间内向那些处于停滞的企业发起攻击,让被收购的公司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管理人员不得不与之签订“魔鬼协议”,跟随而来的就是大规模裁员、重组出售公司资产,而这些金融冷血动物们却从来不管这些,只关心在交易结束退出时获得多少回报。

  弘毅的投资,却放弃了PE行业的关键游戏规则——“魔鬼协议”(对赌协议)。

  所谓“对赌协议”,就是“估值调整协议”,在西方资本市场,估值调整几乎是每一宗投资必不可少的技术环节。因为投资双方对企业未来的盈利前景均不可能做100%正确的判断,因此投资方往往倾向于在未来根据实际情况对投资条件加以调整。签订对赌协议是投资者锁定风险的自我保护约定。在当年蒙牛、太子奶和永乐电器引入PE时,都签订了相当严厉的对赌协议:公司未来某期限内必须达到一定增长标准,否则投资方要对被投企业管理层进行制裁。

  其实,弘毅无需进行这样的对赌:被投国企具备很强的增长潜能,只是因为体制束缚,力量被抑制;企业高管素质不错,只要机制对路子,激发了这批人的积极性,会把企业价值充分发挥出来。这是一种别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的“制度红利”!

  在中国证券市场,投资人已经分享到“制度红利”带来的巨大好处:股权分置改革和高管股权激励制度重塑了上市公司的股权文化,改变了原有的股东利益结构,管理层有了做大公司价值的动力,于是就有了大股东纷纷向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实现整体上市的风潮。

  因此,找到符合上述特征的国企,只要动动手,给它解开枷锁、就可以轻松享受制度红利,何必再要签订对赌协议,给管理层戴上新的镣铐?制度红利的暴发性增长已经足够享用,弘毅不必那么贪婪。

  而民营企业无法产生制度红利,投资者为锁定风险,签订对赌协议无可厚非。

  收购先声药业,弘毅仍然没有对赌。据说,先声药业的一位高管与友人杯盏交错时,听闻“北京有一家投资机构,光投钱,不管事儿”,十分心动。当时先声药业要扩大规模,但没有资金,想引进战略投资者,又怕管理权受到威胁,正左右为难。“光投钱,不管事”的投资者正是其要寻找的,只是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投资者真的存在。于是寻上门来。

  收购先声药业这样的优质民营企业则是循于另一种思路:企业质量好,弱点是不会借助资本市场,扩大再生产缺乏资金。而这一切弘毅驾轻就熟。参股这样的企业,给予他所需要的,公司价值自然可以得到高速增长,即不需要对赌协议,也不需要对管理层进行过度制约。获得财务受益,何乐而不为?

  当然,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仁义、宽松”的投资前提是:对公司价值及后续增长有足够把握!否则,身败名裂的风险就会找上你。
2007-06-09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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